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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频道
每年岁寒，总有人为讨薪而纠结，也总有人为讨薪而下跪。
湖北赤壁，农民工代表跪下了；河南郑州，农民工集体跪下了。
无论所拜为谁，无论缘由何在，这一跪，跪出的是辛酸与无奈。
农民背井离乡，从春到冬，苦累着自己，建设着国家，却拿不回那点血汗钱。这不仅是他们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国家，对这悲剧，无论如何，不能容忍。
解决欠薪顽疾，需要全社会努力。大家要帮着他们，挺直脊梁，堂堂正正，拿回血汗钱。
站着把钱拿回来，需要自己有勇气、有智慧。拿回自己的钱，下的哪门子跪？与其委曲求全，看人眼色，不如诉诸法律，据理力争。该签的合同签了，该留的证据留了，法庭之上自有话说。
站着把钱拿回来，需要政府有作为、有担当。解决欠薪难题，政府责无旁贷。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作为，不能简单地发个文件，开个会议，搞个检查，走个过场。出了问题的，该问责的问责，该处理的处理，不能手软，不能姑息。
更重要的是，欠薪多发生在建筑领域，由于层层转包导致层层欠款。其中，不乏一些政府工程。个别地方政府，由于种种原因，拖欠工程款项，虽然尚不普遍，却有传导效应，影响十分恶劣。对此，各级党委政府应痛下决心，做好表率，以正视听。
站着把钱拿回来，需要社会有关心、有帮助。媒体要发挥监督作用，引导社会舆论，化解社会矛盾。全社会要关心农民兄弟，提供法律援助，拧成一股绳。
希望讨薪不再跪，更希望薪水无须讨。（天 山）
宁夏250多名农民工讨薪
180万工资，几时能给我们
12月29日晚6点，气温零下7摄氏度。凛冽的寒风中，一群蜷曲着身子的人，跺着脚、搓着手，聚集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汽车站广场。记者驱车百余公里自银川赶来，在一个小包子铺里倾听这些农民工漫漫讨薪路上的诉说……
来自隆德县沙塘乡光联四队的李招招眼里含着泪花说：“大家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却领不到工钱。这些天，大家只能花钱找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一日三餐吃方便面或是买上个馍就口水当饭……”
这是一群来自宁夏南部山区隆德县的农民。“我叫李闱，从今年3月1日到现在，一直在工地干活。每月工资说好了2400元，一共欠我15000元。”“我叫卜雷，欠我10000元”……
其中两人是母子，44岁的李凤翔和她20岁在工地开铲车的儿子。李凤翔是个小包工头，她借了3万元高利贷，为工人们每天付上几十元生活费。这些人，都是随她一起从家乡出来干粉刷的。“拖欠我们15万啊！工钱讨不回来，儿子还被打，脑袋至今昏沉沉的，这可咋好？”李凤翔说。
像李凤翔一样，马学海、马少军也是小包工头。为讨薪，他们“摽”住李峰，不惜以每晚80元的价格，在银川包下几个房间，将李峰“看”了起来。他们说，我们只为年底前能够讨到薪。
当天夜里，记者在银川找到了被李凤翔称为“大包工头”的李峰。李峰说：“华盈公司欠我们工程款400多万，我们才欠250多名农民工工资180万。”
李峰说，这工程是经一位朋友介绍承揽下来的，并挂靠了石嘴山市远达建筑工程公司。公司收取工程款10％的管理费。然后，由他将工程分包给十几个小包工头，小包工头下面又聚拢了250多名来自各地的农民工。李峰说，工程没有经过招投标，甲方也没有做预算。
华盈公司并不认同李峰的说法。该公司董事长朱建华解释，某些工程项目不招标符合相关规定，工程预算事后编制也符合惯例。华盈是在和远达公司打交道，而远达却将工程转包给了李峰。李峰在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给付上存在欺诈行为，企业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他表示，企业在这件事上“感觉很冤”！
如今，李峰承揽的工程11月完工后，核算工程量为1200多万元，华盈公司所支付的工程款、材料费、人工工资共计780多万元。华盈公司称，其预算工程量为960多万元；根据与远达建筑的合同，在工程未验收之前，只支付70％的工程款；现已支付81％，达到了合同要求。
12月16日，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各方召开会议。自治区劳动监察总队李海介绍，会上提出建议，由发包方和施工方各自先拿出一些钱，妥善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华盈公司同意先出50万元，但远达公司对政府部门提出的60万元不予接受。
“我们已经按照工程协议支付了81%工程款。再说，我公司每一次拨付工程款，都要乙方施工单位出具农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现在远达公司不同意，我们也没有办法。”华盈公司董事长建华说。
12月30日上午，李峰和几十名讨薪农民工，再次去了位于吴忠市红寺堡区的太阳山。在那里，政府出面，华盈集团和远达公司双方认可的一家中介评价公司正在进行施工工程量的审核验定。
吴忠市劳动监察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最迟1月4日会有协商结果，如果协商解决不了，我们再想办法。”
点 评
事先没有做预算，工程款到底该付多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发包方与包工头掐起架来，承包方又置身事外。
建筑施工领域这一怪相，让农民工成了无辜受害者。受害者出于无奈，又“看”住包工头。讨薪之路，也是一团乱麻。
这死扣，谁来解？ （记者 周志忠）
一名包工头的委屈
安徽省合肥市，12月29日一早，陈斌便赶到位于沿河路的市建设领域劳动维权窗口。为了两年前的一笔款，他已是第四次到维权中心寻求帮助了。
2008年8月，鸿久公司董事长韩正保将自己分包业务中的安徽省药物研究所科配楼部分外墙装饰包给了陈斌。而事实上，韩正保也是从安徽亚坤公司承建项目中承包的业务。陈斌告诉记者，这种层层分包的形式是业内常态。
通过验收后，陈斌要求结算工程款时，韩正保却告诉他，现在上面的承包商钱没到账，等上面结清后，再跟他算。
无钱可发，底下的工人不干，“我带着大家出来，不能也变成老赖啊。”陈斌咬咬牙，自己拿出1.2万元分给工人，拿着韩正保的欠条，开始了一个人的讨薪路。
陈斌也尝试在劳动维权部门的帮助下，寻找分包的亚坤公司。对方总经理告诉陈斌，韩正保与安徽省药物研究所有合同纠纷。将来药物研究所工程款进账后，可以通过代扣来付给陈斌。
“工程完工两年了，大楼使用也一年多了，还说钱没到账，我怎么也不信！而且就算你们合同有纠纷，也不该克扣工人的钱。”陈斌忿忿地说。
经过劳动维权部门的再三沟通，亚坤公司答应，在1月5日左右再给答复。“今年一直在老家舒城附近找活干，为的就是方便自己要回钱。”陈斌说。
点 评
层层分包，并不合法，却司空见惯。包工头，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常常处境尴尬：要不到工程款，对不起农民工。
包工头陈斌垫付农民工工资。而后，他一个人的讨薪路，不仅孤单，还很艰辛。（记者 朱磊）
一位法律人的提醒
史静，安徽合肥法律援助中心志愿律师团的一员。今年以来，史静已经帮助十余位农民工讨回工钱。今年9月份，帮5位工人从一个“老赖”公司手里要回了工钱，让他颇有成就感。
2010年7月1日，张欣等5人到合肥市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2009年10月份左右他们被项目经理王卫东以合肥市世纪宏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名义招聘，从事油漆、木工、瓦工等工作。工程结束后，王卫东留下一张欠条便失去了踪迹。
张欣等5人多次前去世纪宏达公司催要血汗钱，公司以王卫东已联系不到为由拒付工资，并拒绝承认劳动关系。
史静通过走访装饰工程的业主，收集了相关证据，帮工人打赢了官司。9月17日，公司终于支付了工人工资。
但是，最近出现的一种趋势让史静颇感忧虑，包工头和建筑商往往拒绝为农民工出具任何的结算凭据（例如欠条等），导致律师无法受理农民工讨薪案件。
“没有证据证明每个农民工的工作量，所以没法确定工资是多少。农民工手上没证据，没法诉讼维权啊！”史静建议工人以后要在日常工作中让班组长保留好考勤表、施工量清单等能够证明自己工作量的相关记录，为自己将来可能出现的维权上好“保险”。
点 评
通过合法合理的渠道要回自己的血汗钱，是被欠薪的农民工的愿望。
要想顺利要回工钱，农民工干活时就要注意保留劳动证据，可不能让包工头和建筑商轻易赖账。（记者 朱磊）
治理欠薪十年历程
2001：欠薪普遍 引起关注
农民工工资遭拖欠，开始引起关注。建筑、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欠薪最为明显。
2002：追缴行动 全面起步
1月，国务院通知要求，消除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乱收费等现象。
北京对恶意欠薪建筑企业实行“一票否决”，深圳建立欠薪保障基金。
2003：克扣工资 明令禁止
国务院两部门通知要求，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名目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
10月，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农村妇女熊德明追讨2000多元工钱，震动全国。
2004：部门联手 再次发力
国务院两部门出台办法规定，追回的工程款，优先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各级工会开通职工维权热线电话。
2005：清欠旧账 注重长效
截至3月底，已清还2003年以前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330多亿元。
开始探索解决欠薪的长效机制。
2006：相关投诉 明显下降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被列为做好农民工七项工作之首。
当年，农民工欠薪投诉明显下降。
2007：拖欠现象 初步遏制
全总推进十项维权机制建设。
欠薪现象得到明显遏制，共清理补发农民工工资430多亿元。
2008：危机影响 有所反弹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欠薪问题出现反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强调，不欠薪是“底线”。
2009：专项检查 讨回十亿
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为70多万农民工补发被拖欠的工资及赔偿金10亿多元。
2010：恶意欠薪 建议定罪
全总新闻发言人李守镇表示，全总建议尽快将“恶意欠薪罪”纳入刑法。（记者 白天亮）
